FEER2026｜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教育治理变迁：从信念到证据的多维探索

来自中国、英国、法国、葡萄牙和智利的多位学者围绕人工智能与教育治理、循证教育的全球扩散、教育政策工具的跨国流动、法国高等教育治理及生态伦理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本次分论坛突破传统政策分析的静态视角，将“信念”与“证据”视为理解教育治理变迁的两个核心维度：一方面审视数据、评估与证据如何成为重塑治理权威与决策逻辑的关键媒介，另一方面考察教育信念、价值取向与伦理关切如何在跨国政策流动中被重新框定与协商。与会学者从多元理论视角出发，共同回应了一个具有时代紧迫性的问题：在证据日益成为治理合法性来源、信念却持续塑造政策想象的张力之中，教育治理的边界、主体与问责机制正经历怎样的结构性重组。本次跨语境对话不仅呈现了不同国家教育治理转型的经验图景，也为比较教育研究如何介入这一变迁进程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反思。

英国剑桥大学教育学院前院长Susan Robertson教授以“信念、希望与人工智能：教育实施范式的颠覆性变革”为题作报告，聚焦人工智能进入教育领域后所引发的政策变革与治理问题，探讨技术发展背后的权力关系及其对教育主体的影响。

报告中，Susan教授结合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的策略关系方法（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 SRA）与彼得·霍尔（Peter A. Hall）的政策范式及政策变迁理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及经合组织和欧盟委员会（OECD/EC）于2024年发布的相关人工智能素养框架进行分析。通过话语分析、文本挖掘等方法，她考察了政策文件中的核心议题、词频分布与语义网络，揭示了人工智能教育政策所体现的治理取向。

研究发现，相关政策文件普遍强调人工智能监管的重要性，但对于监管主体、责任分配及具体实施机制的讨论仍显不足。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政策叙事中占据突出位置，学生主要被定位为技术的使用者与开发者，而教师及教育机构在教育变革中的主体作用相对弱化。这一现象反映出人工智能教育政策在技术发展与教育主体之间存在值得进一步审视的关系。

Susan教授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不能局限于技术应用与效率提升。随着人工智能逐渐参与教育决策、教学实践及评价过程，技术逻辑可能影响教育目标与优先事项的确定。她强调，有必要深入考察人工智能政策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关注技术发展如何影响教育中的权力分配、主体关系与价值选择，并重新思考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应当坚持的基本立场。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omuald Normand教授以“循证教育：谱系与全球流变——一项‘当下史学’考察”为题作报告，从历史与社会学视角梳理循证教育的形成及其全球传播过程，重点分析医学知识、科学证据与教育治理之间的关系。

Normand教授借助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中发展的“转译”（Translation）概念，考察医学领域的知识生产方式如何逐步进入教育研究与政策实践，并将这一历史过程概括为四个相互关联的阶段。

19世纪中叶，随着卫生学与细菌学的发展，学生身体逐渐成为公共卫生与国家治理关注的对象，医学知识开始对学校教育产生影响。进入20世纪，实验研究方法逐步应用于教育领域，教育研究由课堂观察向更加系统的实验研究发展。Normand教授以美国田纳西州的“Project STAR”实验为例，说明教育实验的开展及其结果解释始终受到特定政治与制度环境的影响。随着循证理念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教育研究逐渐形成不同类型的证据分类与等级体系，随机对照试验（RCT）等方法在政策制定与教育干预评估中受到重视。与此同时，循证教育的发展也引发了关于知识权威、研究方法与教育实践关系的讨论。

Normand教授指出，当教育治理过度依赖标准化证据与技术性解决方案时，教育实践可能被简化为依据研究结果选择和实施干预措施的过程，从而忽视教育情境的复杂性及实践主体的专业判断。他强调，理解循证教育不仅需要关注证据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还应考察证据生产、传播和应用所处的制度环境，以及相关工具在教育治理中产生的实际影响。在重视科学证据的同时，教育研究仍需保有对价值判断、伦理责任与社会情境的持续关注。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教育学院Luís Miguel Carvalho教授以“结果导向型治理工具的跨国流动与制度调适——以葡萄牙为例”为题作报告，围绕教育政策工具的国际传播及其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实际运作，探讨全球教育改革理念如何在地方实践中发生变化。

Carvalho教授从教育政策工具的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出发，借鉴皮埃尔·拉斯库姆（Pierre Lascoumes）与帕特里克·勒加莱斯（Patrick Le Galès）关于公共政策工具化（Public Policy Instrumentation）的理论论述，并结合罗伯特·考恩（Robert Cowen）关于教育政策跨国流动中转移、转译与转化的研究及托马斯·波普凯维茨（Thomas S. Popkewitz）关于教育改革与知识、权力关系的相关研究，分析结果导向型治理工具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应用。他指出，教育政策工具的跨国流动并不是简单的政策复制。相同的治理工具进入不同政治、行政与教育制度环境后，其实施方式与实际功能往往受到当地制度安排、政治事件及相关行动者互动的影响。政策工具既可能改变教育组织内部的权威分配与管理方式，也可能在地方制度文化的作用下形成不同的实践形态。

以葡萄牙教育改革为例，Carvalho教授将结果导向型治理工具的实践表现概括为修辞性、转型性与惩戒性三个面向。修辞性体现为政策工具主要发挥理念表达与政策宣示作用；转型性表现为工具的引入推动组织运行与治理实践发生变化；惩戒性则强调工具作为外部评价与约束机制所发挥的作用。这一分析表明，即使采用相似的政策工具，不同制度环境下的治理效果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报告还围绕教育市场化与国家责任、教师专业自主与外部评价、绩效管理与教育公平等问题展开讨论。Carvalho教授强调，教育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应用始终涉及政治和社会过程。理解教育治理改革，既需要关注政策工具的设计目标，也需要考察其在具体制度环境中的运行方式及其产生的权力与社会后果。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张丹教授以“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治理模式演进与实践路径”为题作报告，从法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历史发展出发，系统梳理高等师范学校的制度定位、治理模式及其改革实践，分析国家、市场、地方与高校内部主体在教育治理中的作用。张丹教授从法国高等教育的“双轨制”切入，介绍了高等师范学校在法国大学校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她指出，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具有深厚的精英教育传统，其人才选拔、培养模式与组织运行方式具有鲜明的制度特征。高师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学生，注重多学科基础与交叉培养，并形成了与公务员身份、薪酬待遇及服务义务相联系的人才培养制度。小规模办学与高水平师生互动也是其重要特点。

围绕高等师范学校的治理模式，张丹教授引入多元共治视角，在区分“管理”与“治理”的基础上，借助Susan Robertson等人的“治理立方体”为分析框架，考察不同层级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她将法国高师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概括为三个阶段：以中央集权和自上而下管理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管理阶段；以分权改革和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要特征的治理调整阶段；以及以项目驱动和卓越发展为导向的治理改革阶段。这一演进过程折射出法国高等教育在国家管理、地方参与与高校自主发展之间的持续张力与动态调适。

结合里昂大学共同体的实践，张丹教授进一步分析了法国高等教育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包括行政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及学生代表在高校治理中的作用。她从政府、市场、地区与个体四个维度阐释法国高师的治理安排：政府主导的外部治理逻辑，集中体现为由“他治”走向“自治”的张力博弈；市场导向的外部治理逻辑，呈现为由外部合作向产学研一体化实践转型的趋势；地区介入的外部治理逻辑，以社会服务为纽带辐射所在地区发展；以及学校组织结构与个体民主自治参与内部治理中松散耦合与专业科层治理并存的特征。

张丹教授指出，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治理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文化与政治制度环境中逐步形成的，其发展体现了国家主导、学术自治、地方参与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复杂关系。当前，我国正深入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改革强调“管办评分离”、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并着力构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在此政策背景下，法国高师治理实践所呈现的国家与学术、中央与地方、精英培养与社会服务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为理解高等教育组织的制度变迁、多元主体参与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比较研究案例，也为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在自主权扩大与问责强化之间寻找制度平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国际参照。

智利天主教大学Luis Manuel Flores教授以“生态治理与具身身体观念”为题作报告，从哲学与认识论视角探讨生态治理的思想基础，围绕人与自然、身体与认知之间的关系，反思现代社会的发展观念及其对教育实践的影响。

Flores教授结合约翰·R. 埃伦费尔德（John R. Ehrenfeld）等学者的观点指出，可持续发展不仅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资源分配，也需要关注人类与其他生命能否在地球上持续繁荣。他认为，现代及后现代文化范式在理解人的存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伦理责任等方面面临深层困境，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价值取向逐渐由关注“存在”转向强调“占有”。

在此基础上，Flores教授通过德语“Körper”与“Leib”的概念区分，进一步阐释身体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前者强调身体作为可以被观察和测量的物理客体，后者则关注身体作为感知、体验和行动主体的存在方式。这一区分表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仅依赖抽象思维，也与身体经验及其所处环境密切相关。结合复杂科学的相关思想，Flores教授指出，认知并不是孤立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单向观察，而是在个体与环境、主体与他者的持续互动中形成的。由此，生态治理需要超越单纯的技术管理与环境保护，将身体经验、认知方式及伦理关系纳入研究视野。Flores教授进一步强调，教育改革不仅涉及课程内容和教学实践的调整，更与人们如何理解自身、自然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面对不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有必要重新审视既有的认识论与世界观，关注身体经验在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并探索人与自然、人与他者共同发展的可能路径。

五位教授报告结束后，Susan教授对本次分论坛的主要议题进行了点评。随后，与会师生围绕人工智能对教育关系的影响、技术发展中的主体性问题以及具身认知与知识生成等议题展开交流，进一步深化了对教育治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认识。

在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讨论中，有与会者结合Susan教授与Flores教授的报告，提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改变教师角色及师生关系，并由此引发对教育主体性的思考。Susan教授在回应中引入“奇点”（singularity）概念，提醒与会者关注技术与人类日益深度融合可能带来的风险。针对剑桥与上海高校人工智能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的提问，她指出，高利害测试环境可能成为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因素，同时强调教师与学生需要进一步审视人工智能及相关政策话语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围绕具身认知与知识生成的关系，与会师生积极互动交流，其中，同济大学中西学院教师俞吉恩以陶瓷制作过程为隐喻，探讨“连接与断开”的具身实践体验，并与Flores教授展开讨论。Flores教授进一步阐释了身体经验与知识形成之间的联系，指出认识主体与被认识的现实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在持续互动中共同形成。这一讨论将抽象的认识论问题与具体实践经验相联系，为理解身体、认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现场交流从具体的教育技术应用延伸至知识生产、主体经验与伦理责任等问题，呈现了不同学术视角之间的联系。与会学者的讨论表明，教育治理既涉及政策制度与技术工具的设计，也需要关注知识形成的社会条件、教育主体的参与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

最后，张丹教授对本次分论坛进行了总结。本次分论坛汇集了来自中国、英国、法国、葡萄牙、智利等多国学者，横跨多元学术传统与多语言研究语境，围绕教育治理的知识基础、制度变迁与实践方式展开了系统性交流。五场报告分别从人工智能政策、循证教育、政策工具跨国流动、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及生态治理等方面切入，在理论视角、研究方法与实证案例上呈现出鲜明的前沿性与内在互补性，共同勾勒出当代教育治理研究的多维图景。

从人工智能政策中的主体角色与权力关系，到循证教育发展中的知识权威与价值判断；从政策工具跨国传播中的制度差异，到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再到生态治理对身体经验与伦理关系的关注——各位学者基于不同国别的鲜活案例与一手经验，共同揭示了教育治理问题的复杂性。教育治理既需要科学证据与制度分析，也离不开对历史情境、社会关系及教育价值的深入理解。

本次分论坛以国际比较研究为基础，通过多国、多语言、多案例的跨语境对话，为理解不同国家教育治理的制度经验与发展路径提供了多元视角，也为进一步思考证据、政策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启发。如何在重视科学证据与技术发展的同时，充分关注教育实践的复杂性、教育主体的能动性及教育本身的价值追求，成为本次论坛留给与会师生的重要思考。论坛在热烈的学术交流与讨论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