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中的一些“正统”
许多从事教育学研究的学生在其学习过程的某个阶段会遇到有关“研究是什么”“好的研究是什么”以及“正确的研究方法”的问题。例如，有人告诉我们，学界有不同的研究范式（research paradigms），我们必须选择一种并按照相应的范式开展研究。也有人说，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要么选择定量要么选择定性，要么像近来流行的那样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又有人说，我们必须阐明每个研究所依据的认识论（epistemological）和本体论(ontological)假设。还有人说，我们需要为研究选择一种理论框架，通常是心理学、社会学或哲学等学科。他们还说教育研究本身不仅应该是好的研究，而且最终还应该有助于提升教育实践。
多年来，已经出版了许多旨在帮助学生开展研究设计和研究工作的书籍，而且仍然有越来越多的网站和基于互联网的资源。这些书籍和资源中有许多都侧重于研究的可行性，例如如何提出好的研究问题，如何收集数据以及如何分析它们，得出有效的结论，处理研究伦理以及发表研究成果。此外，还有一些书籍和资源，数量相对少一点，专门讲教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假设，尤其是有关知识的本质（认识论）和社会实在（本体论）以及指导研究的规范（norms）和价值观(values)的哲学问题（伦理学）。
这些图书资料令人咋舌之处在于，它们说来说去，主题、问题和观点就那么几个，强烈趋同，共同构成了定义教育研究的一种常识(common sense)。它们不仅是讨论教育研究的日常词汇（人们谈论研究设计和工作的语言）的一部分，而且明里暗里为希望从事教育研究的人树立了某种标杆。而达到相应的要求甚至被视为新手研究人员必经的仪式，他们必须跟着标杆亦步亦趋地走过场，才能成为教育研究界被认可的一员。就此而言，这些常识实际上构成了教育研究的“正统”，因为它们描绘了教育研究是“关于什么”“为了什么”和“什么算作好研究”的正确（orthos）理解(doxa)。
尽管许多研究方法方面的书籍、资源和课程都在试图提供帮助，但学生们仍然无从入手。例如，某些“正统”要求阐明本研究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假设，但这些问题在哲学领域已经讨论了数百年尚无结论并将继续讨论下去。在特定的研究范式中定位研究的要求，通常会导致自白式的陈述（confessional statement）——“我是定性研究人员”“我是社会实在主义者”“我是后结构女性主义者”——而不是充分讨论选择相应定位的意义，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同样，之所以要选择理论框架，是因为它们“相关”或许“更糟”；因为它们是最新的时尚，而不是研究者为实现研究目标需要多少理论和哪种理论。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研究要么是定量的，要么是定性的，两个阵营之间的辩论也十分激烈，但现在似乎所有的研究都不得不使用混合方法，而往往又没有真正涉及为什么必须使用混合方法的问题。同样，几乎所有的教育研究都试图为改善实践作出贡献（我个人认为是正确的），却常常缺乏对改善教育实践的意义以及研究如何促进而不是阻碍相应改善的反思。
当然，没有理由将这种现状归咎于学生，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刚开始接 触这些正统观念。他们还知道，将来评判他们的研究的依据就是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些正统观念中所蕴含的要求。如果有人（或者物）要受到指责，值得考虑的可能是我们为学生提供的教育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入门文献和课程。我无意贬低相应文献，它们的用意很好，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当然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这些文献对教育研究的方式、内容和目的等问题涉及较少，甚至只字不提。本书汇集的篇章恰好旨在关注什么是教育研究、它可能用于什么，它可以实现什么以及研究人员应注意它的局限在哪里等一些边缘性甚至被忽略的问题。
本书不能替代教育研究的相关概论，更不能替代教育研究方法方面的概论。本书旨在提出问题并探索在该领域更传统的介绍中通常不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将其与此类介绍一起阅读，而不是代替它们。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抹杀这些介绍，而只是想提供一个观点，以便有可能对教育研究的正统观念进行更加深思熟虑，甚至更具批判性地引介。这本书首先是针对学生的，也就是那些进入教育研究领域的学生。除此之外，这本书还旨在为更广泛的教育研究界提出以下问题：研究是什么，我们如何通过研究最好地表达自己的抱负以及如何专注于教育研究的特殊性质，以便研究可以在改善教育实践方面达到它所期望的。
在第一章中，我讨论了理论在研究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提出了一个更广泛地讨论理论框架或研究范式的理由，即研究在解释、理解、解放这些愿景的不同组合方面所寻求实现的目标。我还涉及有关研究的最根本问题：为什么要参与研究？第二章重点讨论改善教育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所有教育研究的重要目标。与认为改善是指提高教育行动的有效性的趋势不同，我认为任何对改善的主张都必须从讨论教育本身的目标（aim）和目的(purpose)开始。我还认为改善是有经济和教育方面的“代价”的，因此，研究也需要考虑到这一点。在第三章中，我将讨论范围扩展到最近通过生成有关“什么有效”（what works）的知识来为教育实践提供证据。我对这一抱负所表达的知识观、对教育实践动态的理解方式以及关于研究与实践之间联系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强调了使教育研究对教育实践有不同的意义。
在第四章中，我放大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是实践，为什么以及如何从实践而非理论的“框架”（framing）中受益。将教育理解为实践，作为实践凸显了在教育领域中我们始终处理行动与后果之间的可能关系，而不是它们之间的确定性。这意味着教育实践需要对如何做事和将要做的事情进行判断。这样的判断不仅是教师和其他教育实践者的“工作”，而且还具有公共性维度，从而开始揭示教育、研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如果第四章从某种形式上更正式地看待诸如教育之类的实践，那么第五章将更明确地关注使实践具有教育性的因素。在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背景中探讨了这个问题，比较了该领域在英语国家和德语国家中的发展情况。了解教育研究的这些不同的“构造”（configurations）至少是很重要的，以便看到教育和教育研究在英语世界中的构想方式并不是教育及其研究存在的唯一方式。
寻求有助于改善教育实践所需要的教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找到了与教育实践者的联系，因为他们是教育实践和教育践行的中心。在第六章中，我将通过探索教育研究提升或限制教育专业人员判断和行动的可能性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对这些动态的认识，尤其是对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或“问题”的一部分，对于任何旨在为改善教育水平作出贡献的研究都至关重要。在第七章中，我将这些考虑因素带入了知识的话题中，特别是为了探索什么样的知识观才能与教育的彻底实践性相契合，这样一种“恰当的”（fitting）理解知识的方式对于研究所能提出的主张意味着什么。在第八章中，我将讨论有关学术出版的问题，强调出版实际上不仅是与世界分享研究成果的方式，而且已成为一项复杂的全球业务，也干扰了研究本身和研究对整个教育界产生影响的方式。在本书的最后，我作了简短的结尾：实际上在教育中需要多少研究以及有时少做研究可能比多做更好。
如前所述，本书的各章并不构成什么是教育研究或应该如何进行的系统概述。相反，他们的本意是问更多的问题，打开不同的视角，或许提供一种当人们仅仅通过呈现正统来从事教育研究时可能不会立即出现的定向。各章有一定的顺序，但也可以分开阅读，最好与其他文献一起阅读，以便对教育研究、其雄心和局限性产生疑问并获得一个视角。在每一章的结尾都有五个问题可能对此有所帮助。
最后，我并不是说我已经提供了关于研究的最后一句话，也不是第一句话，因为我确实认为从正统学说开始是有意义的。我也不想结束讨论，而是想继续讨论。在这方面，这本书中提出的思想最好可以理解为德语中所说的“启发” （Denkanstosse）：思考的邀请，甚至是思考的激发。我的主要宏愿是使教育研究的行为少一些传统主义，而使研究人员的工作多一些像约翰·杜威所说的“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