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0日上午9点至12点，为了纪念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发表100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在逸夫楼一楼报告厅主办了“教育、民主与经验的不断改造”为主题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彭正梅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刘良华教授、周勇教授和教育系程亮副教授主讲，特邀哲学系方旭东教授为演讲嘉宾，由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郑太年副教授主持。
周勇教授从民国时期的相关史事出发论述了杜威研究与中国教育学，他首先从学术史的角度谈“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杜威”的问题，他借用蔡元培先生的话指出，研究杜威可让中国传统文化像杜威哲学强劲地活在现代社会。他表达了对中国教育学界政策研究转向的忧虑，提出教育研究者要像杜威当年研究美国社会变迁及教育改革那样，耐心、深入考察中国近三十年的社会变迁，分析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新教育”，从而生产中国教育学。
刘良华教授从杜威问题与苏格拉底问题、李（李普曼）杜（杜威）与普（普洛瑟）杜（杜威）之争以及杜威式的民主与科学及其矛盾三个方面展开讲演。他指出，杜威早期倾向于个人主义，其标志性事件是《从绝对主义到经验主义》中所追忆的思想转变；中期则偏向苏联的集体主义，其标志性事件是1919-1929年期间访问日本、中国、苏联等东方国家以及《人性与行为》、《公众及其问题》《新旧个人主义》等著作的发表；晚期则由集体主义重新转向个人主义，其标志性的事件是参与“托洛斯基案件”的调查并因此遭致苏联的怨恨。接着刘教授详述了李普曼与杜威之争的三个回合，指出其关键问题在于精英统治与大众统治之争，并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杜威真的是在反对李普曼吗？换言之，杜威真的反对精英统治吗？
彭正梅教授从考察现代教育与人的现代化问题出发，指出杜威意在培养具有批判思考能力的积极公民。彭教授指出，新课程改革是杜威主义的课程改革，在新课程改革之后，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应是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人，是能够自主活动、具有STEAM能力、外语能力、高阶思维能力和身份认同的人的形象，同时指出，其核心就是批判思考，这仍是杜威主义的模式。他认为，杜威的模式具有世界主义的倾向，能为中国迈向现代化和全球化提供持久动力。其次，彭教授讲述了经验的消极性和审美性，他提出，杜威所言的如何进行批判思考、自主活动，在于强调经验的消极性，同时指出，消极的经验会产生“痛感”，打破以前的经验结构，这样才能促使经验的不断改造，进而产生有利于经验不断改造的真正的社会变革。
程亮副教授对杜威的“经验”概念、谁的经验的改造、改造究竟意味着什么、经验的改造在什么样的背景或语境下最有可能实现这四方面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杜威的“经验”概念不同于传统的经验主义，而是一种彻底的、激进的经验主义，它建立在经验本身的基础上。经验不是一个认识的事件，而是行动的事件，是作为有机体的个体与环境及其蕴含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除了学习者，教育者也是经验的主体，教育的过程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作用、共同参与的过程，双方的经验都会发生改造。一切真正的教育都来自经验，但并不表明一切经验都具有真正的、同样的教育性质，他进一步指出，不能将经验与教育等同起来，有些经验具有错误的教育性质。在民主的共同体或民主的生活方式中，经验的改造最有可能实现。
方旭东教授首先对以上四位主讲教授进行了简短点评，随后，方教授着重探讨了美国学者哈金斯对杜威的批评。他认为，二者的教育理念可视为两种教育路线，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哈金斯主张大学生要学习人文经典，他认为杜威的理论容易将学生带入狭窄的领域中，而杜威则强调经验的改造，归为实用主义一派。方教授由此引出中国哲学的类似争论，比如朱熹和陆九渊的争论，他指出，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初学者是先阅读经典还是发明本心。最后，方教授指出，儒家以修身为本，杜威强调“做中学”，而不是被动受教育，两者对教育的理解比较接近。
接下来，讲座进入互动环节，在场学生提出了杜威对于古典和现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民主主义和精英主义、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对立的双方都有向往，杜威的这种“最佳状态”是否能够实现，如何理解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概念，以及杜威对当代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的影响异同等问题，五位教授都一一作了细致的解答。
此次学术报告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作为“中西教育思想家讲座”的第一期，堪称教师节盛宴。五位教授之间的不同观点产生了激烈碰撞与互相补充，师生之间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互动，在场学生表示受益匪浅，对杜威教育思想和实践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对教育研究有了更为浓厚的兴趣。此次报告为暂定于12月的“中西教育思想家讲座”第二期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