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6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以下简称“比较所”）在1513会议室举办凯瑟琳·安德森-莱维特（Kathryn M. Anderson-Levitt）教授系列学术报告第一场——“质性研究（一）：研究设计”（Qualitative Research I: Designing a Study）工作坊。安德森-莱维特教授系美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教育人类学家。工作坊由比较所所长彭正梅教授主持，教育学部诸多师生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开场时，彭教授介绍了安德森-莱维特教授在教育全球化与本土化、跨文化教学与教师知识、全球教育政策流动等领域的学术贡献。安德森-莱维特教授首先说明本次工作坊系列是参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一门已开设50年的经典质性研究课程改编而来。原课程为期九个月，带领研究生一边上课、一边做真实的小型研究项目；此次则以三至四讲的形式浓缩呈现，重点帮助同学理解质性研究的基本理念与实践路径。
在第一部分中，安德森-莱维特教授从“研究问题”入手，引导同学区分定量与定性研究。她请大家写下正在或计划研究的问题，并思考自己是否已经对该问题预想了答案。她指出，如果一开始就有明确假设，并希望通过大样本和统计检验来验证，这更适合走定量路径；而质性研究的核心则在于“我还不知道什么”“我想弄清别人正在经历和理解的世界”，因此更偏向回答“What…？” “How…？”这类开放性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是非判断。
第二部分，安德森-莱维特教授讨论了研究地点（sites）与参与者（participants）的选择，强调质性研究总是在具体地方情境中展开，面对的是特定的人与情境，因此样本不必“大”，而在于“深”。她借用詹姆斯·斯普拉德利（James P. Spradley）的框架，说明研究可以从地点、行动者或活动切入，例如在一所学校中既可以整体观察学校，也可以长期跟踪某位校长或几位教师，或聚焦数学课堂、阅读教学等具体活动，从而形成有焦点的研究设计。
互动环节中，一位同学提出了一个许多研究生都关心的问题：“在质性研究中，样本数量有没有一个大致标准？我们怎么判断‘数据已经够了’或者‘已经饱和’了？”对此，安德森-莱维特教授以教育人类学家哈里·沃尔科特（Harry Wolcott）的校长个案研究和自己在法国跟踪三位一年级教师的田野为例说明：质性研究并没有统一的数字标准，有时一个精心展开的单一案例就足以产生重要影响；关键在于样本设计是否体现必要的差异与典型性，以及研究者能否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证，说明“为什么是这一个、这三个、或这若干个案例”。
在此基础上，比较所刘德恩教授对“典型性”“代表性”和“数据饱和”等概念作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数据饱和”大致意味着在研究问题范围内，已有材料基本覆盖主要可能情形，再增加样本也不会出现新的信息类型；真正重要的不是“访了多少人、进了多少校”，而是这些材料在理论与逻辑上是否足以支撑研究者的分析和结论。他也提醒同学，未来在开题与答辩中，“为什么选这个人或者这个学校”“这个案例有什么意义”一定会成为老师追问的重点，因此在设计阶段就要认真思考样本选择背后的理由。
在讲座尾声，安德森-莱维特教授预告了接下来关于访谈与参与观察、资料分析以及英文期刊写作的几场工作坊，并提醒同学们下次务必携带本场发放的讲义，以便继续使用。
本次工作坊在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通过中英结合的讲解、比较所教师补充和学生现场提问，同学们对质性研究中的研究问题、案例选择与数据饱和等核心议题有了更清晰的理解，也为今后开展自己的质性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美国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荣休教授，曾任该校文理学院院长，并兼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及教育学博士委员会联合主席。她曾担任《人类学与教育季刊》（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SSCI）与《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SSCI）主编，是国际教育人类学与比较教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她著有8部专著、发表70余篇论文与图书章节，在教育全球化与本土化、跨文化教学与教师知识、全球教育政策流动、性别与教育公平、素养导向教育等研究领域享有极高国际声誉。
安德森-莱维特教授曾荣获美国人类学会教育人类学分会最高荣誉乔治与路易斯·斯宾德勒终身贡献奖（George and Louise Spindler Award），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杰出教学奖”，指导的多篇博士论文获得“年度杰出教育学博士论文”奖。
文 | 高妍
图 | 李亚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