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讨|教育如何实现文化自信-纪念尼采《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150周年与杜威《德国哲学和政治》107周年

11月4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和杜威教育思想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主题为“教育如何实现文化自信”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郑太年教授主持，与会嘉宾有同济大学余明锋副教授；《教育发展研究》编辑林岚；华东师范大学彭正梅教授、周勇教授、沈章明副教授、祝刚副教授、陈红燕副教授、邓莉副教授。

会议过程

会议开始，彭正梅介绍了会议背景。150年前和107年前，尼采和杜威都明确提出了通过教育建立文化自信的问题；杜威提出的文化自信正是通过对尼采式的文化自信的批判而提出；这两个人提出的问题有利于思考我们今天如何通过教育实现文化自信问题。

余明锋首先作了题为“不合时宜的教育”的汇报，他从三个角度进行论述。首先，尼采主张教化是人格的塑造而不是培养工具人，而当时的社会追求财富，将教育手段化。其次，尼采对他的书的读者提出了三点要求：要具有自由的视野；要能够“静”下来，从绩效思维中摆脱出来；要学会自我藐视，不受限于时代的尺度。最后，尼采的教育理念是“反民主”的，他主张教育应该培养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天才，为每一个时代制定文化规则，这种天才的培养正是尼采所说的不合时宜—超越时间，时代的洪流才有可能实现，否则教育将持续培养21世纪的野蛮人。

同济大学余明锋副教授发言

周勇具体探讨了尼采遭遇的文化与教育认同难题、杜威如何将其重构以及福柯怎样转换这一难题。

尼采高度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认为文化、教育及人的一切都必须能使人成为无限伟大的“超人”才有意义。而在尼采看来，德国的文化是庸俗、虚伪、市侩的，德国教育只能培养出庸俗的个体。所以，尼采所主张的“超人”与同时代德国社会相违背，这便是尼采所遭遇的文化与教育认同难题。

杜威为西方世界确立了新的文化认同，他转向现实社会，建立了实用主义哲学与文化认同，强调在现实社会中展开“人类自由而充分的交往”，针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具体现实问题“明智地进行合作试验”。

福柯则转向思考个人文化认同与教育问题，他回到古希腊的文化教育世界，寻找“能让个体对自己的肉体、灵魂、思想、行动施加某种影响的技术，籍此改变、完善自己，使自己能在某种完美、幸福、纯洁、超自然等的状态下为人处世”。

华东师范大学周勇教授发言

祝刚通过对现行教育研究现状与困境的分析回应了教育如何实现文化自信的问题。他提出教育研究的阴影是无法摆脱的西方理论框架。我们应注意转换思路，关注兄弟国家，冲淡焦虑。其次，面对东方的崛起，西方学者往往忽略东方文化的复杂性，仍然用一种模糊的方式对待东方文化，他们基于自己的文化视角解读东方且研究的本质还是服务于自己的利益。

华东师范大学祝刚副教授发言

沈章明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主张我们要走出近三百年来中华文化被比照的状况，放宽眼界。东西方文化间并没有太多牵绊，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历史、基因、典范与权威，我们要平等地看待，这样的心态更有助于我们阅读尼采与中国老一辈学者的著作。

华东师范大学沈章明副教授发言

陈红燕从以下三点回应了教育如何实现文化自信的问题。首先，教育的使命在于抽离，即培养一种余明锋老师所说的“不合时宜的人”。其次，陈红燕副教授认为文化最初的定义仅仅单纯关乎成为“人”，即尼采所说的拥有“人”的意识，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却被民族、国家、政治等因素限制了其广泛的内涵。最后，陈红燕副教授就如何建立文化自信提出三点看法：一、文化自信的缺失来源于文化能力培养的缺位；二、文化的他信对于建立自信极其重要；三、文化自信最重要的不是“建立”反而是“打破”。

华东师范大学陈红燕副教授发言

在各位主讲人发言结束后，邓莉、林岚以及余明锋就当天的学术研讨内容表达了自身的观点看法。邓莉结合自身研究提出问题：首先，我们如何超越这个时代，同时又能够在这个时代生存下来？其次，邓莉对比了芬兰、中国、美国的课标，芬兰教化传统之下提出的“自主性思考”与美国在杜威思想传统、泰勒心理学影响下强调的“批判性思维”存在怎样的的异同？第三，个人与社会责任感是否包含在文化意识之中？

郑太年结合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回应了邓莉的提问。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中提出美国教育应该怎么做-发展艺术和人文教育。创造力的培养、颠覆性的创造，靠一个人对于时代和对于人的需求的深刻洞见和认识，因此要发展艺术和人文教育。人类思考的方式并不是纯粹的逻辑与理性，而是通过图片式和场景式呈现在脑海里，再通过逻辑思维和实验去论证。

林岚认为今天的学术研讨会在当今偏重政策导向的学术环境下，呈现了一种“象牙塔式”理想的学术讨论氛围，不受现实的束缚，展开了超越时代的思考。